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蝉联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周浩:如果能让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混沌起来,目的就达到了

2015-11-23 09:14 责任编辑:热点网

凭借《棉花》、《大同》两度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,周浩导演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电影导演和记录者,他用镜头记录真实复杂的社会,他的坚持给中国独立纪录片人树立了信心和榜样!

周浩导演的《棉花》将于下个月登陆广州院线,周浩导演在之前的院线发布会上表示,上院线的“这些纪录片肯定都是完全超过你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的,这种观影经历真的是非常难得的。”

昨天,第52届金马奖颁奖,广州导演周浩“连庄”,凭《大同》二度斩获金马最佳纪录片。去年此时,他的《棉花》摘得金马。连续两年夺得金马最佳纪录片奖,在中国纪录片导演中恐怕也是独一份。

去年,周浩到了金马奖现场领奖,而今年,他安排了去北京拍片工作,无论是否得奖,都不打算出现在金马现场。

“其实挺想听掌声的,但我告诉自己,到底什么是我要的东西,我应该离它(荣誉)稍微远一点,不应该过多的沉迷这样的事情。”

谈中国纪录片,周浩是绕不过去的人物,他是国内最优秀的纪录片导演之一,事实上,他在国际上拿过比金马大牌得多的奖,只不过国人最熟悉金马。

周浩也许是中国纪录片导演里涉及题材最广泛的人,从工人、农民、毒贩、警察、医生,到县长、市长。

他的纪录片不晦涩难懂,绝不小众,比大多数电影精彩得多,有冲突很震撼但不煽情,甚至可以做到全程无尿点。

拍了10来部纪录片,他认为自己最好的片子是《龙哥》和《大同》

《龙哥》

看过周浩《龙哥》的人都会被“震”到,那不是所谓的毒品危害教育,而是毒贩的人生:

手、腿都已找不到血管注射,拉下裤子打大腿根部的静脉,毒品推进去之后针管并不拔出,就挂着,裤头别着针管也不觉着疼,飘飘然的四处走来走去;

手上把玩的火机,不断打出火焰,是刚从肛门拉出来的,因为被警察抓住的一瞬间要吞下任何能拿到手的东西,火机、刀片、甚至牙刷,才有被放走的可能……

毒贩龙哥,在镜头下吸毒、贩毒、戒毒、复吸、偷盗、跟女友感情纠葛。周浩拍龙哥,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,真实又纠结。

每次和龙哥见面,周浩都会带上200元“救助费”。龙哥和女友曾恳求周浩借给他们500块钱,周浩还是掏出身上仅有的200块:“我不会多带。我为什么要多带呢?我又不是笨蛋。”

从2004年到2006年,拍了龙哥两年。两年中,龙哥时常失踪,“只有他找我,我找不到他的,他找我,我就拍下来,就像一个生活方式一样”,所有素材量不过15小时,“(过程)有厌倦感很疲劳,因为他不停的要钱,所谓的负能量的东西,很难很阳光。”

2006年,龙哥在瑞丽携带680克海洛因被判死刑,后改判死缓。

与毒贩:至死方休的关系

虽然龙哥关在遥远的昆明,《龙哥》也已成片,但周浩跟龙哥的关系并没有结束,而且,至死方休。

“一看来自昆明的电话,就是他,有时候寒暄,有时候会给他钱,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给他钱了,在监狱里还是有一些花销,需要一点钱。我变成了他跟外部世界唯一的有效联系。”

龙哥的入狱通知书都是寄给周浩的,当龙哥宣判的时候,周浩问他之前拍摄的素材能否剪成片子播放,龙哥答:“我答应过你,无论好与坏,哪怕死掉都会给你个结果,都会告诉你。”

对于跟龙哥的关系,周浩说“没法定义,说不清楚,理不明白”,但能肯定的是,“我们俩之间不论谁先死,这种联系是割舍不断的。他出狱肯定会来找我。”

他不能切断跟龙哥的联系,“当你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寄托,钱又不是太多,他也不是死皮赖脸的人。虽然他认为这么多年的朋友就是我,但我未必认为我们之间是朋友,就是一种关系,别去定义它也别去描述它。”

与一个偷抢拐骗的毒贩如此交往,不怕吗?“会担心,但还是觉得他是一个有底线的人,或者愿意相信人本善,他并不是一个丧失人性的人。我们做记者的,有另一个层面上对这个世界的诉求,有欲望跟这样的人打交道。”

周浩其人

周浩个子不高,肩宽背厚,经常一身黑衣,背个双肩包;黝黑的肤色暗示他常在户外;

他说话很平、很稳,少有起伏,用词精准、表达清晰;

他的气场很强,有距离感,所以当他说自己善于沟通时,你会很疑惑。

47岁的周浩是贵阳人,16岁离开贵阳前往江苏读大学,专业是机械设计,1988年大学毕业后回到贵阳,进入贵州机械设计院。1992年后转行入贵州日报做记者。

改行原因是,“到研究所之后发现,很多师兄,智商都比我高,跟工科人打交道有时候很压抑,比如打扑克牌,他看你怎么拿牌就知道你手上有什么样的牌,永远玩不过他们,我就觉得算了,换一个地方玩吧,不跟他们玩了。”

在贵州日报1年10个月后被新华社贵州分社挖角,这段经历周浩形容为“说起来特别愉悦的过程”,“当时新华社缺一个记者,一看贵州境内这个人还不错。我调新华社是上午接到调令,下午去上班,所有手续是新华社办的。”

1999年,调入《南方周末》,后入21世纪报系。

2001年伊拉克大战之前,他和2位同事被派到巴格达,是当时唯一在巴格达的中国纸媒记者,“充满渴望又恐惧,没人愿意给你买保险,没什么保险就去了。”

周浩也为台湾《大地》地理杂志拍摄了十余个专题,题材涉及民俗、人文、环保等,成为该杂志在中国大陆最好的图片摄影师之一。

2002年转行做纪录片。

周浩的三观

在底线边缘行走

“龙哥那么多入室偷盗,我很好奇,当时问自己很久,要不要跟他拍一次?”周浩问过很多朋友,朋友都说别去,脱不开干系。考虑再三后,他没有跟。

底线把握在哪里? 是周浩做纪录片永远要面对的。

《书记》记录即将离任的固始县委书记郭永昌,在离任前三个月内发生的故事

其中一个细节,书记要求周浩先出去,周浩人虽然出去了摄像机画面关了,但录音没关,录到书记拿出一笔笔钱跟助手说,等他调任走了,钱分别退还给谁谁谁。

这算违背拍摄对象对自己的信任?“当时(录音)是下意识的动作,记者出身的人,总是想拿到一点料,但真拿到的时候,就会想我要怎么处理。”

《书记》没有使用这些素材,“最难把握的就是这种,因为并不希望我的片子变成一个呈堂证供,让被采访人因此受到别的待遇,这是一个底线问题。如果放上去,片子会所谓的更加有震撼力,但这个震撼力不是我追求的东西。做纪录片跟做记者很不一样,会平和一点,你会知道他是人,你也是人,他有的缺点你也有,干嘛用一个圣人的标准去要求别人?这个世界的最大不和谐或矛盾,就是我们永远‘严于律人宽于待己’,对别人永远都是苛刻的要求。”

直到郭永昌2009年因别的事情进了监狱,周浩重新剪辑《书记》,才将这个片段放了进去。

“当他进去(监狱),才决定放出来。而且我不觉得这是他的污点的东西,因为作为一个官员,别人来贿赂,是他生态的一部分,有的人是丢了钱就跑掉了,你总要处理这些钱,我没有骗观众,官员的生态就是这样的。我做片子不是为了揭露什么,而是让人群之间有一个更好的沟通,其实做官员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,早七八年之先的官员,整个生态就是这样的。”

对书记退钱的片段,周浩安慰自己,“他并不是收钱,毕竟是退钱”,但他也拷问自己,“当然我这是在给自己找借口,找理由”。

每当遇到这样的选择,他都拷问自己,底线在哪里?

“从来也没有人告诉你,底线在哪里,什么地方是底。只能凭感觉去做,而且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模糊的,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。从来都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,但你能不能过自己的关?”

“底线其实是自己找的一个平衡点,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,于是就可以苟且的活着。”

周浩说,“做纪录片需要一个蛮强大的内心”,并以此去背负纪录片的原罪。

纪录片的原罪:违背人性

周浩认为,纪录片是有原罪的。

“纪录片其实是违背人性的,我们总是想把那些被人遗忘的,或努力掩饰的,揭示出来,这跟人的本性是背离的,人活着就是要有选择的遗忘,忘记不该记得的事情,在遗忘中才会有勇气活下去,而纪录片是与此对立的,必然有所犯忌,这就是纪录片的原罪。所以,更需要分寸,不伤害别人,这很困难,也是底线。”

认为“导演”是贬义的导演

周浩做第一部片子《厚街》的时候,在东莞厚街镇一个出租屋跟各色农民工住了10个月,见证了两个孩子在出租屋里的出生,经历了一次非常血腥的杀人事件,以及两个女人抢一个男人的世俗故事

该片被誉为罕有的真实反映中国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力作。

但这部片子周浩的署名是“制作:周浩”,而非“导演:周浩”,因为他觉得“导演”是贬义,“我觉得我不是导演,这是生活自然流出来的东西啊,怎么我会是导演呢?”

周浩在中国最顶级的媒体做了十年摄影记者,2002年转做纪录片。

不再喜欢摄影的原因之一是,“照片里那些人、物和各种元素,在摄影师的脑海里已经有一个模式了,这些人和物只是摄影师的工具,本身跟被拍摄着之间并没有发生更深层次的交流。”

不做记者的根本原因是,“记者是有颜色的,任何一家媒体都有颜色、有立场,如果在媒体工作必然服从这种立场,你是机器里面的一个部件,服从于整个体系的工作方式。”

纪录片让他“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,不需要对任何机构交代,充满快感。”

真诚比真实更加必要

刚开始做片,周浩追求纪录片所标榜的“客观真实”,做到后来发现,没有真实,“其实所有的真实都是导演架构出来的。”

第二部片子《高三》,有观众问周浩,为什么片子里的孩子都不看镜头?他回答,“很简单,我把看镜头的部分剪掉了啊”。

爱拷问自己的周浩又自问,“剪掉了看镜头的镜头,我呈现的是真实吗?祖师爷告诉我,应该像墙头的苍蝇一样俯视众生,像上帝一样不要去影响别人的正常生活,只要静静观看就行了。这是自欺欺人的,怎么可能一个摄影机对别人的生活没有影响?这种影响是永远都存在的。”

周浩拍片,十之八九被人拒绝,拍摄到的只是十之一二,“这十之一二,按抽样样本来看,是否具有代表性?跟真实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?”

他陷入困惑,“我做的东西到底真实吗?还是只是我的真实?”

“每部片子都有非常强烈的导演的逻辑在里面。其实片子里的世界是我构建出来的世界,只是用真实的元素,真实的人、真实的故事来构建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,它跟真实世界之间肯定是有很大差异性的。”

怎样让观众看纪录片不觉得假?“用真诚的态度来面对。做纪录片,真诚比真实更重要。”

导演用纪录片跟观众交流,“这种交流只要你表现出足够的诚意,会达到你的效果。我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,做片子的人真诚的态度比事情本身的真实程度更加有必要。”

顿悟:混沌

多年后,周浩突然顿悟。

一个德国汉学家Ackermann策划在欧洲做一个中国的艺术展,周浩问了Ackermann一个问题:通过这个展览,你想告诉看过这个展览的欧洲人什么?Ackermann答,“就两个字,混沌。”

Ackermann解释,“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其实已经有一些固化,我希望他们看到这个展览后,对中国的概念模糊起来,他不再那么肯定别人所告诉他的那个中国,他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想像这个国家。”

这个回答,让周浩找到了“拍纪录片的意义所在”。

传说,人类修筑巴别通天塔威胁到上帝的威严,于是上帝搞乱人类的语言,使人群之间不能沟通,从此人类陷入冲突和混战。纪录片,也许能扮演巴别塔的救赎。

“这个世界充满战争、纠纷、冲突,包括最近发生在巴黎的事情,归根到底是人群跟人群之间的不了解,或我根本不愿意去听你说什么,这是当今这个世界最糟糕的问题。我们的世界好像互联网这么发达,媒体这么发达,但人和人之间互相了解吗? 人群和人群之间的了解是特别极端的,往往会认为自己是对的,别人是错的。”

周浩觉得,纪录片就是“增加人们思维的维度,知道这个世界原来还可能有另外一种解读方式。”

例如《差馆》,有观众质疑不真实,因为“没看到警察打人。”

“我当然承认警察会打人,但是打人并不是警察的标签,如果你看见一个警察就觉得他会打人的话,是强烈的个人偏见,干嘛要用一个标签去看一个群落呢?”

如果纪录片能让观众回过头来反思,“怀疑我的这种模式是否是正确的,看待事情开始混沌起来,不再坚持以前的看法的话,这个世界可能和善起来。”

周浩觉得,“每个个体就是每个个体,我们犯不着给一个个体贴上标签。纪录片如果能让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混沌起来,目的就达到了。”

擅长:非语言层面的沟通

周浩一看就是有深度的高冷咖,有距离感,所以当他说跟中国别的纪录片导演相比,他的优点是善于沟通时,你会很疑惑。

多聊下,会发现他所说的善于沟通不是语言层面,而是对人性、人心渴望的了解。

他相信,人是社会性动物,都是想跟人打交道的,没有人是喜欢孤独的,都有沟通的欲望,他开玩笑“我们惩罚同类,就是把他关进监狱,监狱不愁吃不愁穿,但人都怕进监狱,就是因为怕跟这个世界失去联系。”

“别人为什么不让你拍?是怕对他有影响,不理解、误解,肆意的解读他,当你把这个消除,问题就解决了。”

周浩跟着河南小媳妇延威坐58小时的火车去新疆摘棉花,列车里拥挤且空气污浊,硬座底下也躺满了人。延威轻巧,爬上了行李架。周浩把镜头对准她,或许觉得姿势不雅,延威连连闪避。“也让你老公看看你有多辛苦啊。”周浩劝道,延威便不再坚持。

终极问题

纪录片能改变世界吗?

忌讳成为代言人或救星

有人说,做纪录片的人,片子拍好走了,去拿奖了,但对被拍摄的人的命运没有任何改变。

“有一类纪录片片末一定有落笔,有解决方法,例如柴静的《苍穹之下》,其实这种类型的比重在纪录片中很少,因为你在替观众思考,想扮演上帝的角色。”

周浩其实蛮忌讳底层的人因自己的片子而生活发生改变,“因为这种改变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宣传片,我并不想成为某个群落的代言人或救星,而且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救星?”

周浩觉得,自己的片子会对这个社会有所作用,“但是具体能发挥什么作用,我不会预先预判、期待。就像《高三》,我不敢妄想它对高考制度有影响,但肯定起了某种作用,不会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但肯定有发挥作用。”

片中人物的命运,周浩有时会介入,想改变,但是“改变别人的企图有时候非常苍白、无力,并不是你想改变别人就能改变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,有时候你只需要静静的站在旁边看就好,而且庆幸的是,他还允许你站在旁边看。这就够了。”

为什么拍纪录片?

探究人,敬畏人

做了这么多纪录片后,得到什么?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?

“会对这个世界、对人更敬畏,觉得自己并不是多牛逼的一个人。而且比以前更小心翼翼的去处理跟人的关系,因为你知道每个个体就是每个个体,以前的经验有用,但未必绝对有用。”

周浩说自己始终是记者的底色,对人有好奇,“对人的不可捉摸性还是蛮着迷的。”

龙哥对他说话,十句里面八句是假话,但他并不介意,“当你遇到一个不说谎的龙哥,是真实的他吗?龙哥的真实状态就是谎言,这是他的常态,他的生存方式,他在欺骗你的时候就是你去探索、了解这个人最好的方法。”

“比如吸毒的人,很容易在一个单位时间之内呈现人性的两面,拍这种人的时候,你会对人性了解更多。”

周浩真想探究的还是人,“无论是工人农民毒贩还是官员警察医生,想研究的是后面的人,职业不是最重要,就像棉花,是借棉花说普通人的故事。”

谈奖项:

想听掌声,但要远离

去年,周浩到了金马奖现场领奖,而今年,他安排了去北京拍片工作,无论是否得奖,都不打算出现在金马奖现场,他提醒自己要远离光环。

“有奖当然挺好的”,他开玩笑,“我主要图金马的奖金去的,三四万块钱,当然得奖会对我后面的拍摄有帮助,这是一个功利的时代,有这样的东西,会受益。”

以他现在的名气,募钱做片子并不困难,“我们的国家缺钱吗?一点都不缺钱,缺的是问那些有钱人要钱的好的理由。只要理由够充分,钱会来找你。”

周浩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拍片的导演费,没有别的收入,“不能挣得盆满钵满,但维持生计是没问题的。”

做纪录片,“职业和兴趣比较好的结合在一起,同时又能挣点钱,又能捞点名,还能刷点存在感,不挺好的吗。我也犯不着去发财。”

周浩的纪录片充满冲突,比大多数电影都精彩和震撼,他不能忍受自己做的东西太小众,“我辛苦了两三年,90分钟的片子,要是观众看一半还跑掉一半,我会觉得很伤心。”

他也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,“希望我的片子是有人看的,我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,目的性并不特别强,不是为谁去做,只是想表达,最后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很真诚的东西,这样的东西能打动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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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部分图片来自康健)

文章出处:蒋隽 --江月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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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:一米奇闻 责任编辑:热点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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